创新之痛 [转]
2006年1月18日
官本位文化导致的科技界、设计界、文艺界的满目疮痍现象，与其说是“中国之迷”，不如说是中国之痛。
一次与上海某经济管理部门的一位朋友聊天，谈起深圳有华为，北京有联想，上海的教育、科技的底子不比深圳北京差，为什么就没有叫得响的本土技术型企业呢？这位朋友的分析很到位：上海的政府太强势了，在企业界是这样，在科技界也是这样。科研人员关心的是如何把科研成果写成报告，参加各种评奖和评定，升职称，提级别，而不是让自己的科研成果面向市场，让市场去证明自己工作的价值。总而言之，还是一个官本位的问题。
现在上上下下都在说自主创新，至少创新的重要性已建立了基本的共识，没有人再去搭理那种所谓引进技术可以支撑中国经济再高速发展20年之类（美其名曰“后发优势”）的误国清谈了。但中国的创新之路该如何走，问题还是摆在大家面前。上海在自主创新上面临的这种窘境，其实也是整个中国面临的困难的一个缩影。8亿件衬衫换一架空中客车已是老生常谈，最不堪的是每年10月份诺贝尔奖公布的时候，媒体就会像周期性疾病发作一样，又来一通中国何时才有诺贝尔奖的大讨论。倒是编辑朋友们落个轻松，几年前、几十年前的文章拿到现在，一字不改，照样管用。
官本位为什么是创新问题的核心所在，熟悉中国科研体制的朋友相信都非常清楚。我在一家跨国公司的中国研发中心工作时，给员工们讲所谓的两条职业发展道路：一条是管理职业发展道路，从工程师到项目经理，到部门经理，到总监等等；另一条是专业发展道路，从工程师到高级工程师，到主任工程师，到研究员等等。两条职业发展道路在国外是很成熟的制度，对于很多优秀的工程师来说，专业发展道路的吸引力至少和管理发展道路一样强，一些地方还往往找不到愿意走管理发展道路的工程师，所以只好在待遇上作更大的区分，鼓励大家走管理发展道路。而中国的情况是，大多数人都将信将疑：专业发展道路？管理级别上去了才是硬道理。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哪行哪业，都是一样。
国外大学，最受尊重的是各种讲座教席，系主任、院长、校长之类的职务不是没有好处，但这些职务所能带来的好处无非是一些信息上的优势和上下其手的方便，喜欢的人自然喜欢，但也绝对不至于趋之若鹜。国内的情况却远远不是这样。在专业领域再受尊重的专家，一旦有个一官半职，外面人介绍的时候必然是先从职务介绍起。他在专业领域的几十年功夫，抵不上一个论级别也许只相当于副科级的滑稽职务。最可怕的是官本位与被管制的、不发达的市场力量畸形结合的结果。例如，研究资源的分配与职务绝对成正比关系，知名大学的院长一类的人物，一年的各种研究经费、项目经费，几百万元、上千万元都是正常。而正处于学术生涯的高峰期甚至爆发期的青年学者，却往往连多买一台电脑的钱都找不到出处，遑论其余。同样的问题的另一面是，只要你官做得足够大，不管有没有博士学位，相关专业有没有研究，可以直接成为大学校长，而且，为了抢一个够级别退休的政府官员，大学之间还得互相竞争呢。
官本位用行政评价簪越同行评价，扭曲了科学研究的基本规律，导致科技研究资源的高度浪费，是中国当前开展自主创新的最大障碍。但这个问题其实还有更深的一层：集体主义文化对于创新的限制作用。认知心理学研究认为，创新本质上是一种个体行为，是一种沉浸在对客观规律的敬畏、热爱、痴迷之情中的探索状态，一种心与物驰、物我两忘的境界。所以，创新不是简单的出风头，争一口气，做“人上人”，因为真正的创新者本质上其实并不在乎旁人对他们的行为的评价，不管是负面的批判还是正面的鲜花与掌声。集体主义文化因为过于强调他人对自我的评价，容易使大家陷入从众心理，很难产生创新所需要的那种特立独行的精神。一个很小的例子是左撇子（包括用左手写字）在不同文化的比例的区别，西方用左手写字的人很多，并不是天生的左撇子多，而是大家对用左手写字的宽容。大的方面的例子是，到现在为止，包括日本在内的整个东亚地区，在基础研究方面没有大的突破性的贡献，这很大程度上其实也是因为我们的集体主义文化的局限性所导致的结果。《南方周末》回访当年名声大噪的中科大少年班，当年神童宁铂、谢彦波、干政等人的遭遇，让人感慨万千。大家的一个共同感觉是当年的意识形态主导下的高调宣传害了他们，本质上就是早年成名导致了他们对他人看法的过分关注，以至于进退失据，找不到自我。
社会学的创始人涂尔干在《自杀论》一书中把自杀分为欠社会化的自杀和过度社会化的自杀。完全不顾别人的看法有时候未必是好事，但过分注重别人对自己的看法和评价则属于一种过度的社会化。一个人在专业技术上的造诣往往与他处理各种人际关系的能力成反比，很少创新者属于那种非常善于处理各方面人际关系的社会化性格。从这个意义上讲，创新其实就是一种低社会化、非社会化的行为。所以需要社会设计出一种相对单纯的环境，给他们一定的科研资源，在较长时间内排除各种外在干扰。而且，越是基础科学的研究，越需要这种非社会化的制度环境的保护。英文中有JEEK、 NERD等描述各种技术天才的词汇，整个社会都知道他们这种人的价值，通过各种制度设计保护他们，创造一个能让他们发挥特长的环境。而官本位本质上属于一种社会化程度极强的制度环境，需要一种很强的社会化性格才能在其中生存，更不用说如鱼得水一般地左右逢源了。在这方面，一般的技术性人才哪是那种八面玲珑，两头通吃的政客型的混混学者的对手？！
华为等中国公司在技术开发层面的成就，说明企业通过市场竞争，在利益的基础上建设一种非社会化的环境方面，已经有了长足进步。可在基础科学研究方面，企业还能担当起这个重任吗？日本的一些大企业承担很大一部分基础科学的研究，例如，仅丰田汽车一家的研究开发预算，竟然超过了日本经济产业省（METI）的研究开发预算，而2002年的诺贝尔化学奖获得者田中耕一只是岛津制作所一个普通研发工程师。美国的研究开发的重点放在研究性大学：大学从事基础研究，公司通过风险投资机制对基础研究进行产业化产生经济效益，然后是经济资源通过社会和政府机制再向大学集中。在这个良性循环中，大学、公司、非营利机构／政府三足鼎立（这种平衡关系，大致可以用波士顿、纽约和华盛顿三城来代表），按照各自的游戏规则，各司其责，共同推进整个国家的技术创新。中国的情况是，代表公权的政府一柱擎天，商业这条腿本来就先天不足，学术界更是患有软骨症，忙不迭地去抱商业和政府这两条大腿。这其中扯虎皮，拉大旗，指鹿为马，尤其是利用国内外信息不对称来虚张声势、谋取各种私利的种种技巧，连我这专门研究人际关系的管理学博士都为之叹服，岂是书呆子类型的学者所能参透的！
这个月的《读书》杂志有一篇《爱知世博会上的“中国之迷”》一文，讲述作者游览日本爱知县世界博览会时，其他国家的展馆几周前几个月前预订，门口排大队，而中国馆却门可罗雀的情形：
“当我们走到亚洲展区的最里端，迎面看到的，首先是面朝展区大道的韩国馆——五彩缤纷的八卦、蝴蝶图案，醒目显眼。那门前场上，密密匝匝地排满了等候入场的人，队伍弯来又折去，望不见终端所在。这时候，我们转过身来，蓦然发现，中国馆就在我们的右边——炎炎烈日下，眼前彤红一片。门前，没有一个人排队。
“……那次参观中国馆的经历给我们留下的感受，说实话，到如今我都很难用恰当的话语来表述。失望、不满或愤慨等等都不足以说明那种复杂的心情。事实上，那一天和那以后，提到中国馆，大家翻来覆去说得最多的，是一句疑问：“怎么会这样？！” 这在当时似是诧然，到后来更像是一种困惑。
“……于是在网上寻看日本人的评论……对中国馆的主题以及设计所作的评论，不乏针对性，读来令人气噎。诸如‘去看过了，空空荡荡’，……‘只有中国的介绍，全不见关于自然的智慧和与环境的关系’，‘内容空洞，敷衍了事’，……‘上次德国汉诺威世博会上，中国馆也是四方型的建筑、万里长城的照片’，‘中国馆对这次世博会其实并没有兴趣，全是上海世博会的宣传’……”
依我看，官本位文化导致的科技界、设计界、文艺界的满目疮痍现象，与其说是“中国之迷”，不如说是中国之痛，是创新机制缺乏之痛，是创新精神被扼杀之痛，是创新之梦破灭之痛，一起深深铭记在每个还有点自尊心的中国人的内心敏感处。
一次与上海某经济管理部门的一位朋友聊天，谈起深圳有华为，北京有联想，上海的教育、科技的底子不比深圳北京差，为什么就没有叫得响的本土技术型企业呢？这位朋友的分析很到位：上海的政府太强势了，在企业界是这样，在科技界也是这样。科研人员关心的是如何把科研成果写成报告，参加各种评奖和评定，升职称，提级别，而不是让自己的科研成果面向市场，让市场去证明自己工作的价值。总而言之，还是一个官本位的问题。
现在上上下下都在说自主创新，至少创新的重要性已建立了基本的共识，没有人再去搭理那种所谓引进技术可以支撑中国经济再高速发展20年之类（美其名曰“后发优势”）的误国清谈了。但中国的创新之路该如何走，问题还是摆在大家面前。上海在自主创新上面临的这种窘境，其实也是整个中国面临的困难的一个缩影。8亿件衬衫换一架空中客车已是老生常谈，最不堪的是每年10月份诺贝尔奖公布的时候，媒体就会像周期性疾病发作一样，又来一通中国何时才有诺贝尔奖的大讨论。倒是编辑朋友们落个轻松，几年前、几十年前的文章拿到现在，一字不改，照样管用。
官本位为什么是创新问题的核心所在，熟悉中国科研体制的朋友相信都非常清楚。我在一家跨国公司的中国研发中心工作时，给员工们讲所谓的两条职业发展道路：一条是管理职业发展道路，从工程师到项目经理，到部门经理，到总监等等；另一条是专业发展道路，从工程师到高级工程师，到主任工程师，到研究员等等。两条职业发展道路在国外是很成熟的制度，对于很多优秀的工程师来说，专业发展道路的吸引力至少和管理发展道路一样强，一些地方还往往找不到愿意走管理发展道路的工程师，所以只好在待遇上作更大的区分，鼓励大家走管理发展道路。而中国的情况是，大多数人都将信将疑：专业发展道路？管理级别上去了才是硬道理。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哪行哪业，都是一样。
国外大学，最受尊重的是各种讲座教席，系主任、院长、校长之类的职务不是没有好处，但这些职务所能带来的好处无非是一些信息上的优势和上下其手的方便，喜欢的人自然喜欢，但也绝对不至于趋之若鹜。国内的情况却远远不是这样。在专业领域再受尊重的专家，一旦有个一官半职，外面人介绍的时候必然是先从职务介绍起。他在专业领域的几十年功夫，抵不上一个论级别也许只相当于副科级的滑稽职务。最可怕的是官本位与被管制的、不发达的市场力量畸形结合的结果。例如，研究资源的分配与职务绝对成正比关系，知名大学的院长一类的人物，一年的各种研究经费、项目经费，几百万元、上千万元都是正常。而正处于学术生涯的高峰期甚至爆发期的青年学者，却往往连多买一台电脑的钱都找不到出处，遑论其余。同样的问题的另一面是，只要你官做得足够大，不管有没有博士学位，相关专业有没有研究，可以直接成为大学校长，而且，为了抢一个够级别退休的政府官员，大学之间还得互相竞争呢。
官本位用行政评价簪越同行评价，扭曲了科学研究的基本规律，导致科技研究资源的高度浪费，是中国当前开展自主创新的最大障碍。但这个问题其实还有更深的一层：集体主义文化对于创新的限制作用。认知心理学研究认为，创新本质上是一种个体行为，是一种沉浸在对客观规律的敬畏、热爱、痴迷之情中的探索状态，一种心与物驰、物我两忘的境界。所以，创新不是简单的出风头，争一口气，做“人上人”，因为真正的创新者本质上其实并不在乎旁人对他们的行为的评价，不管是负面的批判还是正面的鲜花与掌声。集体主义文化因为过于强调他人对自我的评价，容易使大家陷入从众心理，很难产生创新所需要的那种特立独行的精神。一个很小的例子是左撇子（包括用左手写字）在不同文化的比例的区别，西方用左手写字的人很多，并不是天生的左撇子多，而是大家对用左手写字的宽容。大的方面的例子是，到现在为止，包括日本在内的整个东亚地区，在基础研究方面没有大的突破性的贡献，这很大程度上其实也是因为我们的集体主义文化的局限性所导致的结果。《南方周末》回访当年名声大噪的中科大少年班，当年神童宁铂、谢彦波、干政等人的遭遇，让人感慨万千。大家的一个共同感觉是当年的意识形态主导下的高调宣传害了他们，本质上就是早年成名导致了他们对他人看法的过分关注，以至于进退失据，找不到自我。
社会学的创始人涂尔干在《自杀论》一书中把自杀分为欠社会化的自杀和过度社会化的自杀。完全不顾别人的看法有时候未必是好事，但过分注重别人对自己的看法和评价则属于一种过度的社会化。一个人在专业技术上的造诣往往与他处理各种人际关系的能力成反比，很少创新者属于那种非常善于处理各方面人际关系的社会化性格。从这个意义上讲，创新其实就是一种低社会化、非社会化的行为。所以需要社会设计出一种相对单纯的环境，给他们一定的科研资源，在较长时间内排除各种外在干扰。而且，越是基础科学的研究，越需要这种非社会化的制度环境的保护。英文中有JEEK、 NERD等描述各种技术天才的词汇，整个社会都知道他们这种人的价值，通过各种制度设计保护他们，创造一个能让他们发挥特长的环境。而官本位本质上属于一种社会化程度极强的制度环境，需要一种很强的社会化性格才能在其中生存，更不用说如鱼得水一般地左右逢源了。在这方面，一般的技术性人才哪是那种八面玲珑，两头通吃的政客型的混混学者的对手？！
华为等中国公司在技术开发层面的成就，说明企业通过市场竞争，在利益的基础上建设一种非社会化的环境方面，已经有了长足进步。可在基础科学研究方面，企业还能担当起这个重任吗？日本的一些大企业承担很大一部分基础科学的研究，例如，仅丰田汽车一家的研究开发预算，竟然超过了日本经济产业省（METI）的研究开发预算，而2002年的诺贝尔化学奖获得者田中耕一只是岛津制作所一个普通研发工程师。美国的研究开发的重点放在研究性大学：大学从事基础研究，公司通过风险投资机制对基础研究进行产业化产生经济效益，然后是经济资源通过社会和政府机制再向大学集中。在这个良性循环中，大学、公司、非营利机构／政府三足鼎立（这种平衡关系，大致可以用波士顿、纽约和华盛顿三城来代表），按照各自的游戏规则，各司其责，共同推进整个国家的技术创新。中国的情况是，代表公权的政府一柱擎天，商业这条腿本来就先天不足，学术界更是患有软骨症，忙不迭地去抱商业和政府这两条大腿。这其中扯虎皮，拉大旗，指鹿为马，尤其是利用国内外信息不对称来虚张声势、谋取各种私利的种种技巧，连我这专门研究人际关系的管理学博士都为之叹服，岂是书呆子类型的学者所能参透的！
这个月的《读书》杂志有一篇《爱知世博会上的“中国之迷”》一文，讲述作者游览日本爱知县世界博览会时，其他国家的展馆几周前几个月前预订，门口排大队，而中国馆却门可罗雀的情形：
“当我们走到亚洲展区的最里端，迎面看到的，首先是面朝展区大道的韩国馆——五彩缤纷的八卦、蝴蝶图案，醒目显眼。那门前场上，密密匝匝地排满了等候入场的人，队伍弯来又折去，望不见终端所在。这时候，我们转过身来，蓦然发现，中国馆就在我们的右边——炎炎烈日下，眼前彤红一片。门前，没有一个人排队。
“……那次参观中国馆的经历给我们留下的感受，说实话，到如今我都很难用恰当的话语来表述。失望、不满或愤慨等等都不足以说明那种复杂的心情。事实上，那一天和那以后，提到中国馆，大家翻来覆去说得最多的，是一句疑问：“怎么会这样？！” 这在当时似是诧然，到后来更像是一种困惑。
“……于是在网上寻看日本人的评论……对中国馆的主题以及设计所作的评论，不乏针对性，读来令人气噎。诸如‘去看过了，空空荡荡’，……‘只有中国的介绍，全不见关于自然的智慧和与环境的关系’，‘内容空洞，敷衍了事’，……‘上次德国汉诺威世博会上，中国馆也是四方型的建筑、万里长城的照片’，‘中国馆对这次世博会其实并没有兴趣，全是上海世博会的宣传’……”
依我看，官本位文化导致的科技界、设计界、文艺界的满目疮痍现象，与其说是“中国之迷”，不如说是中国之痛，是创新机制缺乏之痛，是创新精神被扼杀之痛，是创新之梦破灭之痛，一起深深铭记在每个还有点自尊心的中国人的内心敏感处。
很有道理啊，尤其是关于职业发展之路，国内确实就是这样d
哈哈，只能付之一笑了。
不过，话说回来，不能走向另一个极端。即使科研领域还是需要社会交流的。现在的发展是开放合作的，国际化的，不可能闭门造车。科研人员需要向公众或至少同行表述自己的工作。但是不能把各领域的交流的都混为一谈。比如把学术交流和政治交际混为一谈我想在哪儿都会被当作笑话， 可这里的现实差不多就是这样，否则就不会有什么官本位了。现在难就难在，有数不清的利益关系明的、暗的交织在那里，和全社会联网；人和人之间很少能在专业和志趣上形成共识，而唯一的共同追求往往就是利益。